關於癌症數據,我們經常會有一些誤解, 比如認為經濟越發達生活條件越好的國家,癌症發病率越低,經濟越落後的國家癌症發病率越高。那全球癌症國家的排名是怎樣的呢?另外,我們身邊有越來越多的人確診癌症,是什麼原因或者癌症風險因素導致的呢?這期視頻讓我們通過癌症數據來解答這些問題,了解癌症趨勢和預防癌症的方法。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全球癌症國家的排名, 澳大利亞——452.4
新西蘭——422.9
愛爾蘭——372.8
美國——362.2
丹麥——351.1
荷蘭——349.6
比利時——349.2
加拿大——348.0
法國——341.9
匈牙利——338.2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在2020年發佈了全球癌症負擔數據,統計了185個國家的癌症發病率,以每10萬人的癌症病例人數為單位。排在前十名的國家分別是: 排在第一名的是澳大利亞,每10萬人就有約452.4人罹患癌症。 發病率排名在前10的國家主要來自澳洲、北美,西歐、這些經濟發達的國家。 我們來看一些亞洲的數據。 日本——285.1
南韓——242.7
新加坡——233
中國大陸——204.8
菲律賓——162
越南——159.7
馬來西亞——143.9 台灣——315.86 (~14) 香港——230-250 (~49) 日本,韓國,新加坡,每10萬人有約230-300多人罹患癌症,排名在前50,台灣和香港的數據也大概在這個區間內。 中國大陸,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排名在60幾-100多,每10萬人有約150-200左右的人罹患癌症。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癌症發病率最低的國家。 尼日爾——78.4
岡比亞共和國——79.5
尼泊爾——80.9
不丹——81.9
剛果共和國——84.4
塔吉克斯坦——89.7
東帝汶——89.7
吉布提——91
南蘇丹——94.7
蘇丹——95.7 癌症發病率最低的國家主要集中在非洲,每十萬人發病率不到100人。…
目前,免疫治療及靶向治療已廣泛應用於肺癌治療之中。然而,由於肺癌的異質性、代謝重編程的發生以及免疫抑制性微環境的形成,大多數病人仍不能從靶向治療及免疫治療中獲益,早期預防仍是肺癌防治的關鍵手段[2]。
眾所周知,香煙煙霧中的尼古丁、苯並芘等多種物質均可導致肺癌,此外,香煙煙霧中還含有大量的超細顆粒,同樣的,廚房中的油煙以及一些焚燒作業所產生的煙霧中也含有大量的超細顆粒,這些超細顆粒可沉積在呼吸道的任何部位,尤其是呼吸性細支氣管及肺泡,從而影響肺部的功能。但超細顆粒的吸入與肺癌發生及發展的相關性目前尚未闡明,對此進行深入研究將有助於肺癌綜合防治策略的研發。
近日,由美國貝勒醫學院炎性疾病轉化研究中心的Farrah Kheradmand教授帶領的研究團隊在SCIENCE ADVANCES期刊上發表了重要研究成果[3]。
該團隊發現,15-75nm的納米級別炭黑顆粒的長期吸入可導致肺巨噬細胞線粒體的損傷和代謝重編程的發生,進而導致乳酸分泌增加以及免疫抑制性微環境形成,促進肺癌的發生及轉移。
該研究證實,在其他致癌因素作用下,煙草不完全燃燒產生的納米炭黑顆粒可促進肺癌的發生及轉移,除了對肺癌治療新策略的開發,減少暴露無疑是關鍵的防治手段。
超細顆粒的長期吸入與死亡密切相關。香煙煙霧以及環境中的一些煙霧中均含有大量納米級別的炭黑顆粒,這些納米炭黑顆粒的長期吸入可導致肺部促炎細胞因子分泌增加,這些促炎因子可進一步導致肺氣腫的發生[4];同時,納米炭黑顆粒亦可使肺內的活性氧(ROS)增加進而導致肺部損傷[5]。
常見的抗氧化藥物及抗炎藥物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小納米炭黑顆粒對肺部的損害,但吸入的納米炭黑顆粒並不會被清除,其可被巨噬細胞吞噬並長期存在於肺組織內[6],然而其與肺癌發生及轉移的關係目前尚未闡明。
為明確納米炭黑顆粒與肺癌發生及轉移的關係,研究人員對兩種不同基因型的肺癌模式鼠進行納米炭黑顆粒干預。研究結果表明,與對照組相比,納米炭黑顆粒的吸入可以加速小鼠肺癌的發生及轉移,並且這種加速作用與肺癌亞型無關。
納米炭黑顆粒干預下肺癌的發生及轉移情況
代謝重編程作為腫瘤的核心特徵之一,可為腫瘤的發生及轉移提供充足的能量以及必需大分子原料。為了探究納米炭黑顆粒干預對腫瘤代謝的影響,研究人員對納米炭黑顆粒干預後的肺癌模式鼠的肺組織進行了空間代謝組學分析,結果表明,在納米炭黑顆粒的干預下,肺組織中乳酸水平明顯上升,同時乳酸代謝關鍵酶Ldha的表達水平也呈升高趨勢;進一步研究表明肺組織中分泌增加的乳酸主要來源於肺巨噬細胞。
研究人員發現,納米炭黑顆粒的干預可激活缺氧誘導因子1α(HIF1α)通路,進而導致肺巨噬細胞乳酸合成的增加以及免疫抑制性微環境的形成。此外,線粒體作為氧化磷酸化的關鍵細胞器,其對細胞內活性氧較為敏感,研究人員還發現納米炭黑顆粒可進入到肺巨噬細胞的線粒體內從而損傷線粒體功能。
納米炭黑顆粒干預下巨噬細胞中Hif1α敲除對免疫抑制性細胞的影響
最後,通過對納米炭黑顆粒干預肺癌小鼠腫瘤組織的流式分析顯示,研究人員發現納米炭黑顆粒可導緻小鼠髓系腫瘤浸潤細胞PD-L1、PD-L2、CD206表達水平的進一步升高,導致免疫抑制性腫瘤微環境的形成。
同時,研究人員提取了接受納米炭黑顆粒干預的肺癌模式小鼠的肺巨噬細胞,並將其異體移植至未接受納米炭黑顆粒干預的肺癌模式小鼠體內,發現接受異體移植的小鼠肺癌的發生率及轉移率均明顯提高,並且CD4 +及CD8 +的T細胞PD-1的表達量也明顯升高,這就證實納米炭黑顆粒確實可通過肺巨噬細胞發揮促癌作用,促進肺癌的發生及轉移。
肺巨噬細胞異體移植肺癌模式小鼠肺癌的發生率、轉移率及肺組織中PD-1的表達情況
總的來說,該研究通過兩種具有不同基因突變的肺癌模式小鼠,證實了納米炭黑對肺癌發生及轉移具有促進作用。納米炭黑顆粒干預後可導致肺巨噬細胞線粒體的損傷,並可通過HIF1α通路導致肺巨噬細胞乳酸分泌增加,同時還可使PD-1、PD-L1、PD-L2、CD206等免疫抑制性標誌物表達升高,促進肺癌的發生及轉移。
納米炭黑顆粒的吸入暴露可使肺巨噬細胞發生代謝重編程,進而形成免疫抑制性腫瘤微環境,加速肺癌的進展。由此可見,吸煙百害無一利,減少對香煙煙霧的暴露對肺癌防治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 Sung H, Ferlay J, Siegel RL,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原文來自:邏輯醫學
2022年11月20日,由哈佛、耶魯和斯坦福三所美國高校的公衛學院在medRxiv上傳了美國人群針對Omicron免疫防禦的最新研究進展【1】。
結果顯示:截至到2022 年11 月10 日,預計94%的美國人至少感染過一次新冠病毒;97.8%的美國人有對新冠病毒的免疫力;研究也警告說,隨著病毒進化及免疫抗體的持續降低,需要警惕新的一波新冠感染。
這篇論文的題目是“ Changes in population immunity against infection and severe disease from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December 2021 and November 2022”。
主要研究結果
1,感染/疫苗接種建立的免疫保護及衰減。
該模型根據疫苗接種和感染的情況對號入座。
比如感染過Omicron突變株+加強接種了疫苗,那麼對重症的預防有效性高於95%、即使到50週時,對預防感染Omicron的有效性仍達70%以上。
如果加強接種了疫苗,那麼對重症的預防有效性約為76%、對預防感染Omicron的有效性不足20%。
(感染/疫苗接種建立的免疫保護及衰減)
2,不同免疫狀況的人群比例
研究模型顯示,美國重複感染的人群佔7%,重複感染+接種疫苗的人群佔55.7%,只感染一次的佔2.4%,感染一次+疫苗接種對的佔29.1%。
也就是94.2%的美國人曾經感染過新冠病毒。
只有3.6%接種過疫苗尚未感染過。
2.1%的人群既沒有接種疫苗、也沒有被感染過。
(美國人對新冠的免疫狀況)
3,多次感染更常見,但民眾更樂觀。
由於Omicron傳染性極強,加上美國民眾暑假後大都摘掉了口罩,所以再次感染的比例越來越高。
一次次感染,加上疫苗接種,從2021年12月2日到2022年11月9日;美國民眾中對預防新冠感染的保護力由22%增高到了63%;針對預防Omicron 重症感染的保護從61%增加到89%。
儘管美國民眾感染率逐漸增高、甚至重複感染的比例也越來越高,但民眾對於新冠的情緒越來越樂觀,尤其是對預防重症的樂觀情緒達到了96%以上。
小結:
由哈佛、耶魯和斯坦福三所大學的公衛學院的研究,回答了我最關注的幾個問題:…
原文來自奇點網
糖雖“快樂”,卻也不能多吃。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從游離糖中獲得的能量不超過日常飲食中能量攝入的5%[1]。過量攝入糖分會對人體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已經成為共識。
為了減少糖的用量,同時又維持甜味口感,人工甜味劑作為糖的替代品而出現,但是近年來的一些研究顯示,人工甜味劑或許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健康無害。
近期,巴黎北索邦大學的Charlotte Debras和她的研究團隊,在《英國醫學雜誌》發表重要研究成果[2]。
他們在超十萬人規模的前瞻性隊列研究中發現,飲食中總的人工甜味劑攝入量高與心血管疾病發生風險增加9%,腦血管疾病風險增加18%相關。在研究涵蓋的人工甜味劑中,阿斯巴甜與腦血管事件發生風險增加17%相關,而安賽蜜和三氯蔗糖與冠心病發生風險增加40%和31%相關。
這些研究結果既為重新評估人工甜味劑的使用提供重要參考,也提示人工甜味劑可能是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
論文首頁截圖
人工甜味劑在全球有著72億美元的龐大市場,並且在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3]。常見的人工甜味劑包括安賽蜜、阿斯巴甜和三氯蔗糖等。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範圍內排名首位的死亡原因。此前許多研究發現,人工甜味劑的使用與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的發生相關,如體重變化、高血壓、炎症、血管功能障礙以及腸道菌群紊亂等。
此前NutriNet-Santé隊列研究和Meta分析的結果均表明大量攝入含有人工甜味劑的飲料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增加相關[4],但是飲料僅僅代表了人工甜味劑的部分來源,觀察飲食中人工甜味劑的攝入總量可能更有利於揭示它與心血管疾病發生風險之間的聯繫。為此,Charlotte和她的同事展開了研究。
這項研究同樣基於2009年5月啟動的NutriNet-Santé 隊列研究,從2009年到2021年, 共招募103388名志願者,平均年齡為42.2歲,其中女性佔比為79.8%,中位隨訪時間9年。
這項研究的志願者年齡≥18歲,通過網絡報名,隨即在線填寫關於飲食、健康、生活方式等有關的調查問卷。在兩週的時間段內隨機選取非連續的3天進行24小時飲食記錄。飲食記錄包括一天中所有攝入食物和飲料的照片和數量。通過與營養師的談話以及血尿標誌物對飲食評估進行驗證。
人工甜味劑的攝入量通過交互式在線飲食記錄工具進行評估。此外,在隨訪過程中志願者可以通過問捲和網站上報健康狀況。研究人員會收集志願者在發生心血管疾病時的醫療記錄。最終,人工甜味劑和心血管疾病發生風險之間的關係通過多重校正的Cox風險模型進行評估。
在本研究中,共有37.1%的參與者攝入了人工甜味劑。所有參與者的人工甜味劑平均攝入量為15.76mg/天,而人工甜味劑攝入者的平均攝入量為42.46mg/天,相當於100mL無糖飲料。按性別中位數,志願者被分為非攝入(n=65028),低攝入(n=19221)和高攝入(n=19139)三組,低與高的臨界值分別為16.44mg/天(男性)和18.46 mg/天(女性)。低攝入組的平均攝入量為7.46mg/天,而高攝入組的平均攝入量為77.62mg/天。
通過飲食分析發現,阿斯巴甜、安賽蜜和三氯蔗糖對人工甜味劑總量的貢獻率最高,分別為57.9%、29.2%和10.1%。
不同種類人工甜味劑對攝入總量的貢獻佔比
無糖飲料對於人工甜味劑總量的“貢獻”最大,占到52.5%,其次為桌面甜味劑,以片劑、液體或粉末的形式,由參與者自己添加到酸奶、熱飲或烹飪的食物中,佔30.2%。人工甜味劑的其他來源還包括酸奶、乾奶酪和同時添加糖和人工甜味劑的飲料等。
不同種類食物對人工甜味劑總攝入量的相對貢獻佔比
接著,研究者對甜味劑攝入量與心血管疾病風險的關聯進行分析。隨訪期間,發生心血管事件共1502起,其中冠心病事件730起(包括143起心肌梗死、75起急性冠脈綜合徵、477起血管成形術和277心絞痛),腦血管病事件777起(包括203起中風和598起短暫性缺血)。
總體來說,總人工甜味劑攝入量高與心血管疾病風險增加9%相關(風險比,1.09;P=0.03)。高攝入人群的絕對發病率為每10萬人年346例,而非攝入人群的絕對發病率為每10萬人年314例。
人工甜味劑攝入與心血管疾病風險之間的關聯
研究人員還觀察到,人工甜味劑的攝入與腦血管疾病風險有著更密切的關聯(風險比,1.18;P=0.002)。阿斯巴甜的攝入與腦血管疾病風險增加相關(風險比,1.17;P=0.02)。安賽蜜和三氯蔗糖與冠心病風險增加相關(風險比分別為1.40;P=0.02和1.31;P=0.05)。
不同的心血管疾病類型與甜味劑的攝入也有直接的關聯。研究分析發現三氯蔗糖攝入與血管成形術風險有直接的關聯(n=477;風險比,1.60;P=0.004),而甜味劑總量與短暫性缺血事件直接相關(n=598;風險比,1.18;P=0.006)。
與此前的研究結果類似,他們的研究也發現飲料中的甜味劑與心血管疾病風險存在統計學上顯著關聯(P=0.02)。此外,飲料中的阿斯巴甜與冠心病風險在統計學上顯著相關(P=0.03)。
另外比較重要的一個發現是,替代性分析的結果表明,用人工甜味劑替代添加糖未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風險比,1.00;P=0.28)。
總體來說,以上結果表明攝入較多的人工甜味劑與心血管疾病風險增加相關。
因此,人工甜味劑可能是預防心血管疾病的一種改變危險因素。同時,它也提示這些已經被人們廣泛接受和習慣的食品添加劑可能並不是健康安全的替代品。這對於權威機構對人工甜味劑進行重新評估提供了重要依據。這也提示我們普通消費者,在選擇無糖飲料時需要多一分謹慎。
參考文獻
[1] WHO. Guideline: Sugars intake for…
原文出自奇點網
有句老話叫“老而不死是為賊”,我們體內就存在著這樣一組“老而不死”的細胞,衰老細胞(senescence cells)。
衰老細胞具有獨特的表型,即不事生產卻也不肯“退位讓賢”,不僅阻礙組織再生,釋放的各種促炎因子更是可能導致慢性炎症。有門學問就是通過藥物清除衰老細胞,探索“治療衰老”這件事,這類藥物被稱為senolytics。
衰老細胞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在機體內逐漸積累。它們賴著不想走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身體是乾啥吃的,為啥就放任這些釘子戶不搬家呢?
本週,《自然》雜誌發表的一篇論文提出了一種解答,來自東京大學的研究者們發現,原來衰老細胞竟然會積極地表達PD-L1,以此逃避T細胞的絕命追殺。當使用抗PD-1抗體治療衰老小鼠,研究者發現它們的衰老表型竟然顯著改善[1]。
怎麼回事,免疫治療終於要進軍抗衰老界了嗎?
關於衰老細胞不肯退休這回事兒,科學家們早有猜測。之前就有研究發現,遺傳學方法誘導的衰老幹細胞可以被活化的T細胞和NK細胞幹掉,顯然免疫系統是一定要背鍋的。畢竟免疫系統本來就負責監視“出格細胞”,而癌細胞們也學會通過免疫檢查點來躲避免疫細胞的追殺,這個套路,看起來非常適用衰老細胞的情況。
研究者們用熒光蛋白標記了小鼠體內的衰老細胞標誌物p16並做分析,發現在24-26個月大的衰老小鼠和2個月大的年輕小鼠體內,衰老小鼠的衰老細胞明顯更多,而且衰老細胞中表達PD-L1的細胞比例也更高。
衰老細胞中表達PD-L1更多
進一步分析發現,衰老細胞中,由於轉錄調控因子的變化,PD-L1表達略有增加;同時,表達PD-L1的衰老細胞中凝乳蛋白酶樣蛋白酶、胰蛋白酶樣蛋白酶、半胱天冬酶樣蛋白酶的水平也更低,說明PD-L1的降解也減少了。
原本,衰老細胞分泌的促炎因子和它的內在抗原提呈都是招呼T細胞來上工的信號,但是有PD-L1這麼一摻和,難怪能“老而不死”了。
抗PD-1治療能夠顯著減少衰老細胞
既然衰老細胞表達PD-L1,那麼免疫治療是否也能為清除衰老細胞出一份力呢?
衰老小鼠會表現出明顯的衰老現象,例如年齡依賴性肺泡體積增加、肝脂質增加、握力下降、運動能力下降。當研究者用抗PD-1抗體治療17.5個月大的衰老小鼠,發現這些表現有了顯著的改善,而在3個月大的年輕小鼠中就沒有觀察到這樣的現象。
抗PD-1抗體能夠顯著改善衰老小鼠的表型
衰老細胞在非酒精性脂肪肝(NASH)的發病機制中有關鍵作用,所以研究者還嘗試用抗PD-1抗體治療NASH小鼠。這些小鼠吃的是一種缺乏膽鹼、以L-氨基酸為主的高脂飲食(CDA-HFD),很快就能誘導出NASH,小鼠肝臟脂滴和纖維化顯著增加、血清穀丙轉氨酶(ALT),天冬氨酸轉氨酶(AST)和乳酸脫氫酶(LDH)水平升高。
經過抗PD-1抗體治療後,小鼠各項指標都有改善,體重與總膽固醇水平也向好發展,效果竟然和senolytics藥物ABT263差不多,甚至對肝臟脂肪變性的效果更好一些。這說明清除表達PD-L1的衰老細胞可能可以增加肝臟的LDL分泌,減少NASH進展中的脂質積累。
抗PD-1抗體與senolytics藥物ABT263效果相近
看來免疫治療在抗衰老方面也大有可為呀!
不過必須要注意的是,免疫治療從長期來看一定存在一些安全問題,例如引發自身免疫性疾病;清除衰老細胞也未必沒有風險。如何規避這類問題,還需要繼續優化治療方案,在免疫清除、炎症耐受和組織修復之間做好端水大師。
參考資料:
[1]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2-05388-4
一項新的測試可以識別具有非特定症狀的患者的一系列癌症。
關於癌症最令人不安的事情之一是,如果症狀不明確,診斷所需的時間。有些癌症很容易識別和檢測,但有些類型需要患者花費數月時間與疲勞和體重減輕等症狀作鬥爭,才找到正確的檢測方式。來自牛津大學的一項最新研究開發了一種新型的血液測試,可以檢測一系列癌症以及了解這些癌症是否已經在體內擴散(轉移)。該測試將幫助患者更快地獲得治療。
該研究分析了來自 300 名具有非特異性但與癌症症狀相關的患者的樣本,例如疲勞和體重減輕,以確定這種新的測試方法是否可以識別出患有一系列實體瘤的患者和沒有癌症的患者。在成功測試動物模型後,研究人員很高興地看到成功可以轉移到人類身上。
研究結果
結果表明,該測試在每 20 名患者中有 19 人正確檢測出癌症,識別轉移灶的準確率為 94%。這些結果使該測試成為第一項能夠通過簡單的血液測試確定癌症轉移狀態的技術,而無需事先了解原發癌症類型。
研究影響
早期發現癌症的能力意味着患者更有可能獲得成功的治療結果。這種快速且廉價的測試可以幫助克服早期發現癌症的許多障礙,特別是對於具有非特異性症狀的患者,這些症狀不直接針對特定器官和罕見癌症進行調查。
這些改變遊戲規則的發現讓全球的癌症專家興奮不已。這項研究的高成功率表明,醫療專業人員將很快能夠準確、及時且經濟高效地診斷疑似癌症患者。這一發展將節省患者的時間、金錢,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們的生命。
雖然這些發現令人興奮,但這些測試尚未廣泛使用。未來對更大患者群體的研究必須進一步評估這種技術,以便更早地發現新的癌症和潛在的臨床應用。
來源:健康時報
一年又要結束了,你做體檢了嗎?
不少人拿到體檢報告時會看到“息肉”兩個字。
體檢查出息肉一定需要治療嗎?哪些息肉癌變概率大?關於各種息肉,一篇說清楚!
身體上的6種息肉,
哪些會癌變,哪些相安無事?
一、結腸息肉——直徑大於2厘米要小心
如果在飲食習慣方面,長期吃火鍋、醃製品等刺激性的食物,或者經常吃一些高脂、高蛋白的食物,“營養過於豐富”,這時腸道黏膜就會像人在冬天衣服穿多了一樣,表面皺起來,形成固定的形態後收不回去了,就會形成息肉狀態。
大多數的腸息肉患者是沒有症狀的,往往是患者出現其他並發症,例如腸套疊引起的腹痛和腸道出血。少部分腸息肉患者還可能出現腹脹、排便習慣改變、便血等症狀。
那麼,什麼樣的結腸息肉容易癌變?臨床上長絨毛的息肉癌變機率比較高,高達30%。此外,多發的比單發的要危險一點。有的患者息肉長的非常多,就跟海底的水藻一樣,這種是家族性的、有兒童、也有30多歲的,癌變風險非常高。
單個的息肉,較小,並且表面比較光滑的,帶蒂的息肉一般為良性,可以先暫時觀察。也可採用手術把息肉夾掉,大大降低癌變風險。多發的、貼著腸壁生長的,並且直徑大於2厘米的,往往惡變風險大,儘早手術切除。①
提醒大家,腸息肉並不是一切了之、萬事大吉,也應該進行必要的隨訪,定期復查。
二、胃息肉——直徑大於2厘米要切除
胃息肉通常不會引起不適的症狀,少數患者可能表現為消化系統相關的症狀。例如發生在胃幽門部的較大息肉可能會導致噁心、嘔吐、腹痛等症狀。
發生於胃竇部的多為腺瘤性息肉,癌變風險較高。發生於胃體下部的息肉多為良性息肉,癌變可能性小。
什麼樣的胃息肉需要切除?趙平介紹,單個的,直徑小於1厘米的息肉,可以暫時觀察。如果同時合併了幽門螺桿菌,需要及時治療。直徑大於2厘米,數目多,形態是趴著的,且多發的胃息肉,需要及時切除乾淨。①
三、膽囊息肉——息肉越大癌變風險越高
小於1厘米的膽囊息肉本身一般不太可能讓人不舒服,但膽囊息肉可能預示著存在B超沒有發現的炎症或結石。
對於膽息肉來說,息肉越大,癌變的風險越高。②
哪些情況下需要及時手術治療?趙平主任介紹,膽囊息肉如果小於1cm,可以半年後復查。目前醫學公認膽囊息肉病人無需口服藥物,只要具備以下任何一條,須盡快實施腹腔鏡膽囊切除手術。①
• 息肉最大直徑大於等於1cm,尤其是單發息肉;
• 息肉最大直徑小於等於1cm,但短期快速增長;
• 膽囊息肉合併慢性膽囊炎。
四、子宮息肉——小息肉無症狀定期監測即可
受慢性宮頸炎長期刺激的人群容易患宮頸息肉。趙平主任介紹,單發息肉或者息肉較小者,一般沒有症狀。一些患者主要表現為子宮異常出血,比如兩次月經之間少量出血,絕經後陰道出血、月經期延長等。
體積較小子宮息肉,無症狀的息肉定期監測即可。長了多個息肉,或者大小超過1公分的息肉,盡量手術切除。①
對於宮頸息肉是否會癌變,雖未證實宮頸糜爛、宮頸息肉與宮頸癌之間有因果關係,但對於患有慢性宮頸炎症的女性來說,積極治療是非常必要的。③
五、鼻息肉——多發性鼻息肉且出血早摘除
鼻息肉通常長在鼻通道的黏膜上,常常出現鼻塞,流鼻涕的症狀,部分患者還可能會出現聽力減退、嗅覺減退、面部疼痛等症狀。鼻息肉基本都為炎症性息肉,極少數會發生癌變。單個的,較小的鼻息肉,可以藥物治療為主,多發性鼻息肉並伴隨出血的,需要儘早進行手術摘除。①
六、聲帶息肉——聲音嘶啞超2週要注意
聲帶息肉在臨床上比較常見,病因尚不十分清楚。可能與長期發聲不當、長期不良刺激或慢性炎症有關。聲音嘶啞,嘶啞程度因息肉大小和部位不同而異,輕者僅有輕微聲音改變,重者嘶啞明顯甚至發聲困難。沒有什麼很強的不適感。
什麼樣的聲帶息肉需要手術?一旦出現聲音嘶啞、喉部異物感、咽喉乾癢疼痛,建議立即到醫院做纖維喉鏡明確診斷,必要時也可在醫生建議下做手術摘除。④
醫生提醒:這種情況,
息肉癌變率幾乎為100%
絕大部分息肉都是為良性的,腸胃息肉可能與癌的關係更近一點。
即使是腺瘤性息肉(前面提過,這種息肉癌變風險較高),演變為癌症也需要10年之久,大家不用過度恐慌。
但是這類高危人群——家族有消化道癌症病史者,一定要警惕息肉,因為他們的息肉癌變率幾乎為100%。
家族型息肉病有3個特點:
1. 多發性
腺瘤數目一般在100個以上,可多達5000個。
2.…
來源:盛諾一家
說起中外手術差異,很多中國醫生不屑一顧:「我們手術做得多,就算跟發達國家比,水平也只高不低!
事實真的如此嗎?
所謂知己知彼,不怕有差距,就怕看不到差距。如果連國外手術是怎麼做的都不清楚,就認為人家也不過如此,於提高我們的醫療服務水平、改善患者體驗沒有絲毫益處。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短視,火箭軍總醫院肝膽外科主任段偉宏就曾撰文:我們不重視基礎科研,體量再大,也大而不強,一年做1萬台手術的醫院,照樣聽國外一年做500台、600台的醫院指導。
段主任主要說了科研上的差距,其實,中外手術差異遠不止科研。手術也不只是外科醫生動動刀子的事,影響手術結果的還有術前診斷、手術方案制定、影像指導、麻醉師和其他團隊成員的配合、術後護理、術後複查等。只有所有環節都做好了,才能圓滿解決患者的問題,才是一次高質量的手術。
三年前,我與幾位媒體朋友赴美,一路參觀了美國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波士頓兒童醫院等知名醫院。此行我們重點關注了美國的外科手術,與幾位哈佛的外科專家進行了面談,我還陪同一位在MD安德森接受手術的中國患者前往醫院複查,切身感受了這家美國癌症排名第一的醫院是如何服務患者的。
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候診廳
回來後感觸良多。手術不是簡單重複,如果只用外科醫生做過的手術量來定義手術質量,那真的太過淺薄了。
科學也不需要遮羞帽,下面,就以我在美國醫院的所見所聞,全方位對比分析:中美手術到底差在哪?
首先,美國的多學科協作(MDT)已經很成熟了,而我們雖然普通手術做得多,但當面對需要不同科室高度配合、共同製定和實施手術方案的複雜病例時,就有些力不從心了。
以我陪同的這位患者為例。
這是一位年近60的老先生,因患口底鱗狀細胞癌在國內接受了腫物擴大切除術、下頜骨劈開術、雙側頸淋巴清掃術,之後又在上海做了質子放療。
腫物是切除乾淨了,但放療後左下頜反覆流膿感染,不得不切除部分頜骨。即使這樣也沒有徹底解決問題,老先生的左側下頜區仍然反覆感染,吃飯漏食,口腔異味。
下一步就只能做下頜骨置換了,需要頭頸外科和整形外科聯合來做。老先生看遍了北京、上海、南京的好幾家醫院,只有上海一家醫院肯接,也表示風險很高;北京的一家醫院直接說成功率只有10%。
但是這樣的手術,MD安德森有多大把握呢?98%!這是老先生到美國後的術前評估結果。因為對人家來說,多科室合作已經是家常便飯了。而手術結果也證明,他們確實是有這樣的底氣和自信。
MD安德森的診前患者自助登記設備
由於實行分級診療,美國各大醫院接待的患者都是小醫院、社區醫院轉診過來的。這意味着,他們經常面對的本身就是病情相對嚴重的、複雜的病例,小病、小的手術在社區醫院就可以解決了。
反觀國內,不管什麼病都往三甲醫院跑,「全國人民上協和」,大醫院醫生的精力很大一部分花在處理普通病例上。切再多的闌尾,對一名外科醫生視野和技能的提升,可能也比不過參與一次大型手術。
其次,通常來說,手術結果都是不可逆的,但我們在決定患者是否需要手術時,比美國醫生要輕率得多。
比如說乳腺癌手術。
據2014年6月15日 Fan Lei等人發表在Lancet Oncol上的《中國乳腺癌現狀》一文,我國有近90%的乳腺癌患者接受乳房全切,而且近半沒有做術前活檢。
沒做術前活檢怎麼知道是惡性還是良性呢?很多醫生的做法是,切了再說,「再不切,腫瘤可能就要進展了!」至於何時進展,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患者也只能認命。
但美國不是這樣的,先做術前活檢確定腫塊性質後才進行手術。所以美國有64%的乳腺癌患者保住了乳房,生存率還比我們高出一截,不僅僅是因為篩查做得好。
再比如腋窩淋巴結清掃。我們有84.1%的乳腺癌患者接受清掃,但其中57.6%術後病理顯示無淋巴結轉移。
為什麼?因為我們不做前哨淋巴結活檢就直接清掃,哪裏知道是否有淋巴結轉移?而後果就是,這些患者可能今後接受清掃的一側手臂運動時會受到影響,還可能帶來許多近期和遠期的併發症,如上肢水腫、疼痛、肩關節活動障礙、麻木等。
也許一律全切、清掃是最省時省事的做法,但過度的治療留給患者的,可能是終身痛苦。
過度腋窩淋巴結清掃造成的淋巴水腫
我在波士頓就見到一位雙側乳房切除的患者。一側是在國內切的,一側是到美國切的,國內切的那側手臂抬不起來,而美國切除的那一側基本不受影響。
這不是說美國醫生的切除技術比我們高,而是他們更加謹慎,是精準評估後再手術的,不僅僅考慮切除是否乾淨,還要考慮到對患者身體造成的損害。
精準評估再手術,這何嘗不是影響手術質量的一部分?
第三,在專業細分這塊,美國要比我們做得更加徹底。
現在我們的醫院分工也越來越細緻、明確,但和美國比起來時間積累還不足。
比如一位肉瘤患者,他到腫瘤醫院看病應該掛什麼科?大部分國內醫院是沒有肉瘤中心的,這就導致某些肉瘤患者容易被誤診為其他類型的腫瘤。
我在MD安德森就碰到一位年輕肉瘤患者的父親,他女兒在國內被當作卵巢癌切除了卵巢和子宮,到美國後才發現原來不是卵巢癌,而是肉瘤。
我不確定按肉瘤治是不是也需要切除卵巢和子宮,如果不需要,那何其悲哀!一位年輕的女孩就這麼永久地失去了生育能力。
再比如乳腺癌術後的乳房重建手術,都是由整形外科的醫生來做,但美國分工更加精細。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一位華人女醫生Wendy Chen告訴我,他們有專門的乳房重建醫生,需要經過專業培訓,拿到專門的資質後才能執業。對他們來說,癌症患者術後的乳房重建跟普通整形是兩回事。
專業乳房重建醫生來做,和普通整形外科的醫生來做,手術結果必然是有差異的。…
粗淺地說,健康就是「沒生病」。但這一簡單的定義並不能真正滿足我們對健康的認識。近期,頂尖學術期刊《細胞》上發表了一篇里程碑綜述,詳細描述了健康的八個核心標誌,從整體組織、器官、細胞、亞細胞、分子等多個層面,對健康給出了系統性的新定義。
這篇長文的作者是兩位知名科學家,一位是來自西班牙University of Oviedo的Carlos López Otín教授,他的研究圍繞癌症、衰老和基因組功能分析;另一位是法國Gustave Roussy研究所的Guido Kroemer 教授,在細胞生物學和癌症研究領域做出許多開創性工作。
▲Carlos López Otín教授和Guido Kroemer 教授(圖片來源:University of Oviedo主頁和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主頁)
標誌1:屏障完整
皮膚、腸道、呼吸道為我們提供了與外界環境相隔的屏障。除此之外,我們體內還有不同尺度的屏障,例如血腦屏障、細胞的細胞膜、以及細胞內線粒體、細胞核的膜結構。這些屏障允許特定的物質或分子進入特定的區域,其完整性對維持健康至關重要。
以血腦屏障為例,它相當於一道大腦過濾系統,由神經血管的多種細胞緊密連接而成,限制了血液循環中的細菌或導致炎症的化學物質等進入腦組織。血腦屏障“滲漏”,被發現與多種神經系統疾病有關。
標誌2:遏制局部變化
人體中不斷發生著微小的局部變化,有時是外力造成創口,有時是病原體入侵,還可能是細胞分裂過程中的各種“意外”造成的DNA修復失敗、出錯的蛋白質堆積,等等。如果不能消除這些“差錯”或避免錯誤擴散,最終可能導致全身性疾病。
▲各種局部變化(紅色)在得到遏制(紫色)和過度激活(黑色)的情況下對健康產生不同的後果(圖片來源:參考資料[1])
標誌3:回收和更新
蛋白質、脂質、核酸等生命過程必需的分子,會被氧化修飾或自髮變性、降解,導致細胞受損;同時,外部的應激還會導致損傷加速。因此,大多數細胞成分和大多數細胞類型都必須不斷回收,這意味著細胞需要經歷主動死亡、清除並替換更新的過程。伴隨衰老出現的許多疾病,其發生髮展與回收更新過程發生的障礙有密切關係。
▲組織和細胞的回收更新機制(圖片來源:參考資料[1])
文章作者指出,自噬(autophagy)可能被認為是最重要的一種細胞內回收機制。動物實驗中,通過遺傳學操作、熱量限制、禁食、抑制胰島素信號或一些藥物手段有助於延長健康壽命,其機制與自噬有關。除了抗衰老活性,通過藥物增強自噬還顯示出對多種重要疾病的廣泛影響,例如遺傳性線粒體疾病、代謝綜合徵、動脈硬化、肝脂肪變性,以及多種神經退行性疾病。
標誌4:網絡“集成”
維持一個健康的生物體,涉及不同網絡之間的“集成”。從細胞內的結構,到組織器官,到人體與微生物群之間,不同的網絡相互交織,很多要素在不同層次同時發揮若干作用。
這意味著,疾病並非是“局部”的病理。例如,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常見精神疾病(如難治性抑鬱症)與代謝綜合徵相關;精神障礙或代謝障礙以及癌症,又與腸道菌群的變化有關。
標誌5:節律和周期
精準的時序控制對於生物至關重要,心率、呼吸、腦電活動、腸蠕動,很多關鍵器官的功能都有賴於一定的節律。激素的分泌、一些細胞因子的活性變化也分別有不同周期的波動變化。
最受關注的一種生理節律,莫過於約24小時為周期的晝夜節律,也稱為生物鐘。而輪班工作、睡眠不規律、睡眠質量差、頻繁跨時區旅行、進食時間混亂等各種原因引起的晝夜節律改變,已知與多種疾病風險增加有關,包括癌症、抑鬱症、糖尿病、腸道菌群失調等。
▲健康的維繫需要從分子、細胞到器官、整體的不同網絡成功集成,這些網絡通過生物鐘保持節律同步(圖片來源:參考資料[1])
標誌6:內穩態的複原能力
體溫、體重、血液酸鹼度、血糖、血壓、血氧濃度、激素濃度等無數生物學參數,通常總是維持在接近恆定的水平。改變參數設定,往往導致慢性疾病。某種激素過多或過少而內分泌失調,是體現穩態調節重要性的一個典型例子。
這種內穩態的複原能力與遺傳、神經、代謝、免疫和人體微生物組都有關係。以腸道菌群來說,儘管個體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但對於同一個個體來說,細菌組成和活性通常在童年時期就確定下來,並在此後表現出很強的複原力。這種複原力可以保護人體免受菌群失調相關的病理影響,如炎症性腸病,代謝綜合徵,心血管功能障礙、哮喘、結腸癌、孤獨症譜系障礙等。
彈性機制失效,最終導致衰老和疾病。而以增強體內穩態復原力為目標的干預措施,有望促進健康。
▲健康不斷受到多種應激源的威脅,生物體使用不同的策略保持穩定,如內穩態平衡。毒物興奮效應、修復,以及盡可能讓受損的組織器官再生(圖片來源:參考資料[1])
標誌7:毒物興奮效應(hormetic)的調節
毒物興奮效應,指的是暴露於低劑量毒素可引起保護反應,以免在暴露於較高劑量的同種毒素時遭受損傷。作者指出,這個詞也廣泛用於描述低劑量應激源(例如氧化應激),引起細胞和生物體的適應性反應,維持體內穩態,增加生物可塑性。
很多研究正在動物模型中探索如何利用這種生物過程來增進健康,例如通過低劑量輻射、低濃度的某些化學物質、低強度飲食干預等手段,達到穩定基因組、清除自由基等保護效果,延長健康壽命。
標誌8:修復和再生
對於威脅健康的各種損傷,必須做出修復。這些損傷和修復涉及DNA和蛋白質分子,也涉及內質網、線粒體、溶酶體等細胞器。
可能的情況下,還需要讓受損或丟失的功能原件再生,以實現完全恢復。人類的干細胞和祖細胞具有修復受損組織和促進適應性、代償性反應的能力。甚至在成人大腦,一個長期被認為不可修復的器官中,也發現具有潛在修復能力的干細胞。
基於乾細胞的再生醫學,為細胞和器官移植提供了替代方案,有望修復病變或老化的組織和器官。誘導多能幹細胞、CRISPR-Cas9基因編輯等新技術的結合,正在為先天性基因缺陷、年齡相關性疾病帶來新的療法,幫助人們重塑健康。
▲八種標誌整合了各層的多種功能,協調了不同細胞和亞細胞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為健康提供多維基礎(圖片來源:參考資料[1])
在這篇綜述的最後,兩位作者總結說,健康的這些生物學標誌包括了空間分隔,體內平衡隨時間推移而保持穩態,對應激的一系列反應。這組新的定義為測定身體機能、精神健康以及採用特定醫學手段檢驗器官的正常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文章還強調,這些標誌並不能孤立看待,它們相互關聯,其中任何一方面出現問題,都會成為致病因素,給整個機體的健康造成急性破壞或持續破壞。
題圖來源:123RF
參考資料:
[1] Carlos López Ot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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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季,許多人時不時都愛來一罐冰鎮可樂,而不考慮後果。
近日,由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Neeraj Narula領銜的研究團隊,在國際頂級醫學期刊BMJ上發表了一項關於超加工食品的重要研究成果[1]。
他們的研究發現,軟飲料、冰淇淋和加工肉類等超加工食品攝入量的增加與炎症性腸病的患病風險增加有關。例如,每週喝三罐軟飲料與患炎症性腸病的風險增加92%相關。
他們還發現,食用肉類、奶製品、澱粉、水果和蔬菜,與炎症性腸病的風險增加無關。
這說明,造成炎症性腸病風險增加的可能不是食物本身,而是食物處理或加工的方式,這也提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應該盡量減少超加工食物的攝入量。
炎症性腸病(IBD)是一種慢性胃腸道炎症性疾病[2],通常包括克羅恩病和潰瘍性結腸炎。炎症性腸病的發生與腸道黏膜免疫系統的激活有關。在一些國家,炎症性腸病的發病率呈攀升的趨勢。
有研究發現,飲食可以改變腸道微生物群和免疫反應,與炎症性腸病的發病相關[3]。以往的研究結果表明飲食結構中精製糖和膳食脂肪(如n-6多不飽和脂肪酸)攝入量的增加,以及纖維攝入量的減少,是炎症性腸病發病的潛在風險因素[4-6]。但這樣的研究是有限的,而結果也並不總是一致[7-8]。
例如,最近的一項系統綜述評估了所有關於飲食攝入和炎症性腸病風險的研究[9]。從研究結果可以明顯看出,許多關聯已經被多次驗證過,包括不同的飲食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質、水果、蔬菜、纖維和奶製品與炎症性腸病的關聯。但也發現只有部分研究表明肉類攝入量越高,患炎症性腸病的概率越大。
這個研究還發現,總脂肪、多不飽和脂肪酸和Omega-6脂肪酸的高攝入與炎症性腸病風險增加有關。攝入高纖維和水果可降低克羅恩病的風險,高蔬菜攝入可降低潰瘍性結腸炎的風險[10-11]。
此外,最近還有一項研究報告了超加工食品與炎症性腸病風險沒有任何關聯,但這項研究炎症性腸病患者比較少,105832個參與者只有75人發生了炎症性腸病[12]。
從以上研究結果不難看出,以往關於超加工食品與炎症性腸病的研究多是回顧性或病例-對照研究。少數關於飲食風險因素的前瞻性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比如樣本量較小、缺少潛在混雜因素的調整、局限於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同質人群。
迄今為止,鮮有研究通過大樣本前瞻性隊列來分析超加工食物的攝入與炎症性腸病患病的關聯。
Narula團隊通過分析PURE研究中21個國家共計136384個參與者的數據,評估了超加工食品的攝入與炎症性腸病發病風險之間的關聯。
他們使用食物頻率問卷(FFQ),調查了參與者的飲食情況,並收集了他們的社會人口學、行為方式等數據。採用標準病例報告表記錄隨訪期間診斷的克羅恩病和潰瘍性結腸炎。
這個研究關注的超加工食品包括:加工肉類、冷早餐麥片、各種醬料、軟飲料、精製甜品(如糖果、巧克力、果醬、果凍、布丁)、薯片、冰淇淋、餅乾和水果飲料等。
Narula團隊使用Cox比例風險模型,評估了總的和各類超加工食品的攝入量與炎症性腸病(包括克羅恩病和潰瘍性結腸炎)的關係。
在9.7年的中位隨訪期間,467名參與者發生了炎症性腸病(包括90例克羅恩病和377例潰瘍性結腸炎)。北美、歐洲和南美地區的參與者,超加工食品的攝入量高於其他地區,以上三個地區的人群攝入了最多的加工肉類和軟飲料。鹹食和零食的攝入量在北美和東南亞地區最高,而中國的鈉攝入量最高。
在調整一系列混雜因素後,研究人員發現,與每天攝入少於1份的超加工食品相比,每天攝入5份的超加工食品與炎症性腸病發生風險增加82%相關,每天攝入1-4份超加工食品與炎症性腸病發生風險增加67%相關。同時,研究人員也發現在不同的年齡段都有相同的風險關聯。
需要指出的是,這個研究中的使用的1份的量,是依據不同食物類型也有所差異,比如一罐汽水、一杯早餐燕麥片、一盎司薯片(約28克)就算一份,按這麼算的話,大家平時吃的一大包薯片,可能就相當於四五份超加工食品。
超加工食品與炎症性腸病的關係
研究人員還對超加工食品進行了分組,例如軟飲料、精製甜食品、咸零食和加工肉類。研究結果顯示每一種類型的超加工食品都與炎症性腸病更高的危險比有關。
具體來說,每週攝入高於1份的加工肉類與炎症性腸病發生風險增加92%相關,每周高於3份的軟飲料攝入與94%的炎症性腸病發生風險有關,每天攝入100克精製糖與炎症性腸病發生風險增加158%有關,每天攝入100克鹹食和零食與炎症性腸病發生的風險增加106%有關。
研究人員還將各類超加工食品與克羅恩病結果和潰瘍性結腸炎結果進行了比較,沒有發現明顯的異質性。
此外,在這個研究中,尿鈉被用作膳食鈉攝入量的替代品。基於此,研究人員發現,尿鈉水平較高的患者(3.5克/天)發生炎症性腸病的風險,並不高於尿鈉水平最低的患者(2.5克/天)。雖然中國參與者的尿鈉含量最高,但排除中國參與者後這種結果並沒有變化。
好消息是,研究人員並沒有發現攝入白肉、紅肉、奶製品、澱粉、水果、蔬菜和豆類與炎症性腸病發病風險有關。
總的來說,這項研究表明,更高的超加工食品攝入量與更高的炎症性腸病風險相關。而白肉、未加工的紅肉、奶製品、澱粉、水果、蔬菜和豆類的攝入與炎症性腸病的發病風險無關。
這暗示,可能是食品的處理或超加工的方式與炎症性腸病的發病風險的增加相關。
當然,研究人員認為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確定加工食品影響炎症性腸病發病的原因。
參考文獻:
[1] Narula N, Wong ECL, Dehghan M, et…